在河南农业大学家属院39号楼的一个老房子里，举目看不到一点现代化的陈设。当房子主人出现时，你也丝毫看不出这位衣着朴素的古稀老人竟有亿万身家！但你更想不到的是，就在不久前，这位老人把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。

他就是77岁的河南农大老教授王泽霖。

给鸡宝宝当“保护伞”，科研成果转化出亿万身家

“王泽霖能赚钱！”这说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。要问王泽霖赚钱的秘诀是什么，有个生动的比喻——他给鸡宝宝当了“保护伞”！

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禽大国，疫病一直是我国养禽业和食品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国内集约化养殖业兴起，鸡瘟等老病频繁暴发，禽流感、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，严重危及我国养禽业发展。由于技术瓶颈，我国种鸡场、蛋鸡场使用的疫苗主要依赖进口，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入国际禽病防疫巨头的口袋。

谁能打破这一状况，谁就能为我国家禽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，很多人为此孜孜不倦。1984年初，王泽霖来到河南农大，科研方向便指向了禽病防疫。和很多人不同的是，王泽霖很早就创新性开展了产学研协同创新，采取和企业合作的形式实现了滚动发展，走出了一条以服务生产促教学、科研，以教学和科研提升服务能力的良性循环道路。

35年来，在没有向国家申请经费的情况下，王泽霖科研创新却凯歌高奏。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，其主持创建了重大禽病病毒种质资源库，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，打破了国外垄断，彻底攻克了新型高效鸡新城疫、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多种重大禽病防疫难题，被誉为“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”，个人和团队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一时间，“禽病防疫就找河南农大王泽霖”成为业界共识。

与此同时，科研转化效益也与日俱增。1985年至1995年期间，当“万元户”都了不起的时候，王泽霖就通过办班、禽病诊疗、化验、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形式，逐步积累资金400多万元。

2005年，王泽霖研发的5个兽药证书一次性获企业转让经费500万元，在校内外引起了轰动。

2014年初，得知王泽霖教授团队要进行新疫苗的研发，4家企业立即出资1950万元进行资助，条件只有一个——成果优先使用。

王泽霖每一项研究都紧跟生产需要，也因此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著名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，成果转化率100%，平均每年为社会增加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，让全国数以亿计的鸡宝宝得以健康成长，成为百姓的餐桌上的放心肉。

大河水涨小河满。作为鸡宝宝的“保护伞”，王泽霖和其创办的禽病研究所累计获成果转化费近亿元，目前还有两家上市公司因为使用王泽霖专利技术，需要将每年8%市场销售额作为专利使用费，连续12年支付给王泽霖和河南农业大学。

公益事业“挥金如土”，8208万元全部捐赠

王泽霖的科研成果成为“摇钱树”，但他却将钱花在了他所坚持的刀刃上——科研和公益。

在赚到第一个400万元的时候，王泽霖用这些钱逐步为学校盖起了两座实验楼，购买了当时省内高校最先进的高速离心机、低速大容量离心机、浓缩机、冻干机等先进仪器设备。为了学科发展需要，如今他已经全部捐给了所在的牧医工程学院。

2008年汶川地震后，出差回来的王泽霖径直来到学院，掏出身上仅剩的2000元现金交给学院领导。回到家，又立即让爱人设法筹措20万元现金捐给学校，这也是当年河南高校个人最大的一笔捐款。

王泽霖尤为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禽病防疫事业，捐款230万元改善禽病所科研条件，捐款100万元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设立创新基金，捐出两家企业连续12年的专利使用分成款设立学院科研创新基金。

就在前不久，王泽霖又一次找到学校，坚持要将毕生科研转化所得结余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，希望用来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，即业界俗称的P3实验室。

王泽霖表示：“P3实验室对于河南农大有关学科的发展将具有划时代的性质，我希望尽快将这笔资金用到它需要的地方去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”

就这样，王泽霖干了一辈子，取得了很多科学家无法企及的成就，收获了多少人无法企及的财富，但他只是挥一挥衣袖，毫不犹豫地“裸捐”。

一生简朴，几十块钱也要较真

“老先生对待金钱让我感觉两极分化，他合法拿到的数千万元眼都不眨就捐出去，但是出差在外住宿吃饭，差几十块钱他要较真！”

这是河南农大牧医工程学院副院长李明的感受，也是所有接触过王泽霖老师的人的共识——“王老师对自己太苛刻了！”

菅复春老师曾跟着王泽霖工作多年，据她回忆，当年王泽霖应邀到全国禽病大会上做报告去，依旧穿着旧衣服，“秋衣的两个袖子都磨得破边了，领子也松松垮垮的”。

好多人劝王泽霖：“王老师，你是大专家，也是学校的形象，得弄套好西装穿穿。”

王泽霖回答：“我一辈子当马医生，猪大夫，这几十年是给小鸡看病的，你让我穿那么好给谁看？关键是耽误干活啊！”

在王泽霖的字典里没有“享受”这个词。已经77岁的他至今还坚持着出行的原则——能步行不骑车，能骑车不坐公交，能坐公交车绝不打出租车。

“抠门”这个词也经常传到王泽霖耳朵里，他总是一笑了之。当人谈起他当年坐火车出差随身还要带小马扎时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那是创业的时候，现在我也坐飞机的！”

追问之下，才知道王泽霖为什么这么“抠”。

王泽霖1942年出生在苏州，从小生活十分困苦，一直靠着姐夫赵福仁周济。赵福仁14岁参加红军，是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革命，也是王泽霖心中的英雄和榜样。王泽霖说，“当年，姐夫顾着一大家子，生活很不容易，但他严格要求自己、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。”

王泽霖的困境随着考入当年的北京农学院以后才略有改善，但是节俭的习惯却烙进记忆深处。据爱人王五梅回忆说：当年结婚没几天，就发现王泽霖穿的棉裤上居然“打着十几个补丁！”

因为有着艰难时期的深刻体会，王泽霖自小就养成了一粒米都不能浪费的观念，同时也立下了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共享理念。

一生付出，他说得最多的话是“感恩”

国庆节前夕，王泽霖以其对中国禽病防疫的卓越贡献获颁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。在座谈会上，他说得最多的是对共产党、对新中国、对学校、对他人的感恩之情。

王泽霖特别提起一个细节，1949年4月苏州解放，当时7岁的王泽霖早上打开家门，发现“很多解放军就睡在马路边、屋檐下”。

打那时起，共产党、解放军的形象在他的心中巍然高大，崇敬至今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王泽霖见证着国家的翻天覆地，感受着民族的焕然新生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每当看到国家进步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我总感到无比喜悦和欢畅！”

对于成就，王泽霖谦虚地说：“我的成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、没有学校和学院支持，没有大家的努力，是不可能实现的。至于这些新技术打破了国外疫苗的市场垄断，降低了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，这算是为国家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吧。”

对于近亿元的科研转化资金“裸捐”一事，王泽霖的理由非常简单：“我已经老了，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，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才有价值。”

说这些话时，王泽霖依然是那种让人舒服的笑眯眯的表情，没有抑扬顿挫，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。

这就是王泽霖，一辈子为了我国家禽事业不懈奋斗至今不休，一辈子科研建功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却总是说“做得还不够”，一辈子科研转化的巨额财富全部捐出，一辈子“苦行”却说工作是他最大的快乐、公益是他最大的满足。

来源：光明日报